理想的文学史有待后人的寻求与创造

时间:09-22/2018 22:40 | 点击次数:

记得钱穆先生在他创办的新亚书院担任院长时,每年仍会每学期开讲一两门课程。记得他曾开讲的课目有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诗经》《庄子》、秦汉史、中国通史、中国经济史、中国文学史、中国文化史、中国社会经济史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中国思想史等,我在大学部修读他其中六门课。看上述课程如此广泛,相信中国自开办西方式大学以来,没有一位教授能同时开如此多不同门类的课程。

早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何佑森教授评说钱先生道:“今年八十高龄的钱穆宾四先生是一位通儒。通儒与专家不同,凡是致力于学术的人,三五年可以成为一专家,而穷毕生之力未必可以成一通儒,可见为专家容易,为通儒却难。三百年前,当时读书人都一致推许顾亭林是一代通儒,而亭林既无名位,又无权势,在权势上,他不如康熙帝的宠臣李光地,在名位上,他也不如主持一统志局的徐乾学,在这种情况下,亭林仍然不失其为一代通儒,很多人必然怀疑,这是什么缘故呢?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。他认为: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,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,在著述上,要有“综贯百家,上下千载,详考其得失之故,而断之于心,笔之于书”的具体表现。何教授认为钱先生的成就是当得起这个标准的。所以,钱先生无论是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经济、艺术和社会等各方面都是甚有其卓识,且是造诣高深的。所以他讲上述众多课程都可说是胸有成竹,得心应手。

钱先生虽然没有进过大学,但有一事可证明,钱先生确是博览群书,读通了经、史、子、集各类典籍的,就是他的长侄钱伟长先生有一次谈到钱先生读书之勤奋说:“我到苏州中学读书,学费、书杂费、生活费都由四叔(即钱穆宾四先生)负担,他在苏州(中学)任教时,朝迎启明夜伴繁星地苦读,并和我父亲共同把积攒的一点钱凑起来买了一部《四部备要》,经、史、子、集无不精读,时而吟咏,时而沉思,时而豁然开朗,我看他读书的滋味简直胜于任何美餐。跟当年一样,我仍从旁伴读。有时还听四叔讲文学,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六朝文赋讲到唐宋诗词,从元曲讲到桐城学派、明清小说,脉络清楚,人物故事有情有节,有典故,有比喻,妙语连珠,扣人心弦。就这样,我和他朝夕相处,耳濡目染,学到不少东西。记得我在清华大学时,考卷中有一道题,问二十四史的作者、注者和卷数,许多人觉得出人意料,被考住了,而我却作了圆满的回答。这是从四叔平时闲谈中获得的知识……四叔在苏州中学四年,学术上突飞猛进,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写《墨子》《王守仁》,可谓振笔疾书,一周写一本书,内容翔实,颇有点‘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’之状。而他写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一书,体系宏大,下笔凝重,穷数年之力,数易其稿。

功夫不负苦心人,书稿得到史学界同仁的好评,有的专家甚至称誉此书犹如读顾亭林之作。”从钱伟长先生上述这番说话,可见钱穆先生博览群书,且是痛下苦功,才可获得如此丰硕的学识,而其在中国文学方面,因此也有硕大的成就无疑。此乃因为钱先生的成就并不限于史学一项,正如何佑森教授所言,钱先生是一代通儒。

笔者把钱先生中国文学史讲稿于八月整理完毕,在全书出版前,先由《深圳商报》连载部分章节,引起文教界之关注,由于钱先生在《绪论》中说:“直至今日,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‘文学史’出现,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。”刊出十天左右,即获得文教界学者之热烈讨论:由《商报》记者刘悠扬小姐寄来多份该报“文化广场”版。如八月十一日,首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,彼曾受邀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,并开讲中国文学史多年,亦曾著述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多册,他亦看过钱先生早年刊印的两本《中国文学讲演集》,而且认为钱先生关于中国文学,确有不少独特的体会。

至于陈平原教授认为“著述与讲稿体例不同;经本人修订的记录稿,与未经本人审定的听课记录,更是有很大的差异”,这点笔者非常同意。记得早年笔者曾整理钱先生所讲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此稿经钱先生修订后出版,其中有删改润饰,亦有增添,甚至有加入一整段的。可惜这本中国文学史稿,已无法请钱先生亲自修订了,实为憾事。陈教授主张“文学史应该是个性化的”,并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,而更喜欢钱穆先生这样的“自作主张”,陈教授可说是钱先生的知音。

接着,《深圳商报》刊出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的意见,他认为:“理想的文学史本质上不存在,因为历史研究以寻求共性为目的,文学的价值却表现于他人的独特性。”

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则提出:“就像钱穆先生,他按照他的思路去写文学史,当然是好事,也无所谓重写的问题。在学术界,如果自觉有能力有体悟,我可以写文学史,他也可以写文学史。这本来是自然现象,应该是鼓励的。”

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认为:“编撰文学应该强调个性化,编撰者应该有独到的文学见解、文学偏好,甚至有独特的理论话语,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特的描述……钱穆先生当年讲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,那时候除了刘大杰先生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有个人特色,其他文学史还都比较粗糙,后来才慢慢出现了全国统编的权威教材,所以钱穆先生所说的也是事实。至于说到理想的文学史,是永远不会有的。”

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由于对钱先生的文学史见解颇感兴趣,因此《商报》记者访问时他说:“一百年来,德国出了十几本中国文学史,除了中国、日本、韩国外,可能没有其他国家会有这么多中国文学史。”当《深圳商报》记者魏沛娜小姐问他“此次由钱穆弟子叶龙整理而成首次面世的钱穆《中国文学史》,就是一部极富个人化色彩的文学史。你对这种颇具个性化的文学史都著又有什么看法”时,顾彬教授回答是:“所有的文学史应该是个人的。作者需要他个人的标准、观点、方法。太多文学史意思分歧不太大,原因是学者没有,还是不敢有他独特的立场。我不管人家的立场是对的还是错的,我希望他的思想有一些新的值得讨论的认识和心得。”

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教授,据《商报》记者刘悠扬小姐的报道,他还是一位唐宋文学研究专家,他也看了这篇“中国文学史”记录稿,他的评述也是正面的。莫教授说:“钱先生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中国历史,包括中国思想史,但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敬畏、热爱的态度,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也很重视。而且前辈学人文史兼通,所以钱先生对古代文学也有很深的素养,他的这些观念,我完全同意。”

莫教授也提到:“五四以来,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贬低,如胡适的白话主流论、1949年以后的民间文学主流论,再到阶级斗争主流论、儒法斗争主流论,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歪曲得不成体统,文学传统受到彻底颠覆。”这番意思和钱先生的意见如出一辄。当莫教授提到“黄侃先生的一学生为《文心雕龙》作一注说:《苏李何梁赠答诗》与《古诗十九首》均为西汉时所作。此说甚谬”时,莫教授批驳道:“其实范文澜在《文心雕龙注》中对这个问题广征博引,且加按语说‘苏李真伪,实难确断,惟存而不议,庶寡尤悔耳。’何曾说是‘均为西汉时所作’?至于记录者特为拈出来表彰的钱师近代最早的发现者,比如肯定曹操的文学成就,其实鲁迅早在1927年就作过《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》的著名演讲,已称曹操是‘改造文章的祖师’。全书的主次轻重也不够妥当,比如说到《左传》只有寥寥百言,对晁错的《论积贮疏》倒大谈特谈。不过我还没有读到整理出版的全书,只有零星的意见。”

热门排行